记得那是七十年代初，我在林场接受改造已经八年了。
这天，我在报纸上突然看到父亲游街的照片。
照片里，父亲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，佝偻着背屈辱地跪在地上，背后插着的木板上写着「我歼杀少女，我是三反分子，我该死！」。
围观群众，义愤填膺地把烂菜叶和臭鸡蛋扔在父亲满是血渍的囚服上。
我扯烂报纸，按着林场生产队长给我签下返乡证。
回到家后，奶奶、叔叔和堂弟却拿麻绳把我捆在地窖。
骂我是杀人犯生出孽种，拿我当人肉把子扔酒瓶取乐，最后还要把我嫁给得了传染病的疯子。
我决定不再忍耐，翻开军挎包里的记事本，拨通了首长电话。
其实，早在林场改造的第三年，我就被特招进了国家秘密项目，成了核心成员。